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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學源流

胡泳 2018年12月07日

胡泳,北京大學教授
解釋、闡述和研究儒家經典的經學對中國社會的教化作用已經深入人心,而后來佛學與理學的融入則把中國思想大大推進了一步。

經學,主要是指解釋、闡述和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。儒家經典,最初有六經: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其中《樂》已亡佚,《宋書·樂志》里說:“秦廢經典,樂經用亡。”實際上,“經學”只剩下了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經。

儒家的這些經典是從漢代開始被尊為“經”的,“經學”之名始見于《漢書》。中國儒學的闡釋學,漢至唐為第一階段,是以詮釋五經為主的學派。這一階段也有不同的分期,首先是兩漢,自漢武帝開始建構適應大一統的思想體系。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,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:“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,皆絕其道勿使并進。”建元五年(公元前136年)漢武帝立太學,“置五經博士”;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,采納董仲舒的建議: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。”儒學開始被逐漸定于一尊,論證君主專制的合理性、合法性,是這個時期經學的主要任務。由此衍化出的漢代經學延續了三百多年。

第二期是魏晉南北朝,由于玄學興起,佛教進入,本土道教走向成熟,儒、釋、道三教并存,一改兩漢時代儒學獨步天下的局面。漢朝的沒落與戰亂使儒家地位開始衰落,盡管儒學仍然被定為“官學”,但玄學家“以道注儒”,出現儒道合流現象。名士大多狂放肆意,抨擊世俗禮法,因而這一時期的儒學研究與漢代相比,頗顯冷清。然而儒學的宗主地位并沒有喪失。余英時先生有論云:“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,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于自我之逍遙,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者也。”(《士與中國文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398頁)

第三期是隋唐時期,天下重新一統,而佛教自從魏晉南北朝開始流行之后,進入空前繁榮時期,無論從教義上,還是從宗派規模上,本土化的特色越來越明顯。佛教融會儒道思想,形成了禪宗這類生活化的宗教形態。“儒門澹泊,豪杰多為方外收盡”,第一流人物全入禪寺,造成中國的“寺院文化”。但是,自從兩漢以來,儒家對中國社會的教化作用已經深入人心,因此無論佛家亦或是道家的教義,都必須與儒家相適應,不能相悖。歷經長期的戰亂、兵火,經籍散亂,而自唐太宗開始注意整理五經,以儒家經典試士子,經學再度興盛。

不過,儒學闡釋學的第二階段,要到宋學興起方為開端。宋學吸納儒、釋、道三派,以訓釋四書為主,形成理學與心學。凌廷堪認為“宋學不求于經而但求于理,不求于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。”(《校禮堂文集》)方東樹則認為“竊以孔子沒后,千五百余歲,經義學脈,至宋儒講辨,始得圣人之真。平心而論,程、朱數子廓清之功,實為晚周以來一大治。”(《漢學商兌》)

佛學與理學,把中國思想大大推進了一步,不過還是有所偏重的。金耀基先生說:“佛學與理學,在中國思想史中實占一崇高的地位,吾人若抽去此二種思想,則中國之下半部哲學史必然全部走樣,故治哲學史者對佛學理學必不可輕易放過……但從政治思想之角度來看,則佛學、理學實毫不足觀。”(《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民本思想》)蕭公權先生也指出,佛教進入中國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轉變。“蓋佛教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,其消極出世之人生觀又適與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,其不能對政治有所貢獻,亦意中事。”(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,聯經出版事業公司,1982年版,第6頁)

如果說漢學還關心王道,特別是“內圣外王”這兩大層面,那么,宋學則主要集中于道德倫理學說,關心天理、心、性等。到了明清之際,學術風尚再度丕變,宋明理學受到廣泛的質疑、批判。特別是清代乾隆、嘉慶時期,曾經被宋儒批判的漢儒經注之學受到特別推崇,他們重新倡導漢儒的家法、師法,并且標榜自己的學術為“漢學”,將宋儒的學術歸之為“宋學”。清學是以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為據的學派,以考證經典文字、名物制度為重點。

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《經部·總敘》如此總結:“國初諸家,其學征實不誣,及其弊也瑣,要其歸宿,則不過漢學、宋學兩家互為勝負。夫漢學,具有根柢,講學者以淺陋輕之,不足服漢儒也。宋學,具有精微,讀書者以空疎薄之,亦不足服宋儒也。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,則私心祛而公理出,公理出而經義明矣。蓋經者非他,即天下之公理而已。今參稽眾說,務取持平,各明去取之故,分為十類:曰易,曰書,曰詩,曰禮,曰春秋,曰孝經,曰五經總義,曰四書,曰樂,曰小學。”(財富中文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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